【文/ 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 翻译/ 常宜】
二十年前，面对加州刚起步的众多互联网公司，美国政府敞开民主社会的大门，温暖的火苗在欢迎中点燃。在随后的几年中，监控型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便在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办公室中发端并繁荣起来了。在国家情报机关和私人互联网公司独特的相互需求之中，一种新的社会愿景诞生了。两者都沉浸在能够掌握全部信息的梦想之中。二十年之后，这一火苗蹿到了屏幕之上，今年1月6日，这把火差点儿把民主之家——美国国会烧掉。
谈到监控，《纽约时报》就用起了某种“暴力美学”
我花了整整42年的时间来研究数字技术的崛起。它的崛起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推动了我们向信息文明转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观察到了这一令人惊讶的政治经济博弈的后果——这些新型的公司逐渐变成了由对人们的行为监控、分析、引导和预测的全球架构驱动的监控帝国。
这种全球架构我称之为监控型资本主义。这个新的帝国为了能从这样的监视中获利，凭借其强大的监视能力，进行了一场从根本上反民主的认知变革。这一变革的特征是：他们对我们前所未有的了解，并且这种了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力量。
在信息文明之中，社会就是些关于我们的信息的相关问题：这些信息是怎么被分配的、掌握分配权力的是那些权威机构、什么样的力量保护着这样的权威机构。谁知道这些信息？谁决定谁来知道这些信息？谁决定是谁有权力决定谁来知道这些信息？
监控资本家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并不是我们选出他们、赋予他们掌握我们信息的权力。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认识论政变的本质。通过主张对我们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他们宣称自己就是决定谁能够知道我们个人信息的权威机构。并且，他们利用控制关键信息系统和信息架构的能力来捍卫自己的这一权威。
唐纳德·特朗普企图发动政变的可怕场面，乘着暗中进行的认知政变的浪潮。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场认知政变由那些反社会媒体暗中进行着。而我们一度欢迎这些媒体，认为他们是解放者。拜登总统在就职典礼当天说，“民主已占上风”，并承诺将真理的价值恢复到其在民主社会中应有的地位。然而，在我们击败监控型资本主义的另一场政变之前，民主和真理仍处于最可怕的威胁之下。
认知政变分为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