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认知权利的挪用，这为之后的进一步行动打下了基础。人们发现，这些互联网公司可以将人们的生活作为原材料提取行为数据，然后将其声明为私有财产。监控型资本主义就起源于此。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认知上的不平等日趋严重，即我能知道的和我能被人知道的信息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利益驱动的算法运用的扩大、被污染信息的传播与精准定位（其中大部分是由有计划的虚假信息传播方案产生的），这些都造成了“认知混乱”（epistemic chaos）。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能感受到这种认知混乱。它们毁灭人们的共识、毒害公共讨论、瘫痪民主政治，有时甚至会煽动暴力和杀害。
在第四阶段，认知支配已经被制度化。私人监控资本用计算治理代替民主治理。私人监控资本的非法权威和反民主力量指导着、维持着机器和系统。这些机器掌握信息，而系统来做决定。
前三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塑造了最后的阶段。通过削弱民主社会，认知混乱为大资本的认知支配地位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从美国国会大厦的暴乱中轻易看出来。
我们生活在信息文明的形成过程之中，也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纪。我们的时代可以与早期工业革命时代相提并论。在那时，财产所有者拥有所有权力，他们的财产权高于其他一切需要考虑的因素。当下，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是，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将所有数字化事务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让渡给了私人监控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现在正与民主制就基本权利与原则方面进行竞争。正是这些基本权利和原则将定义本世纪的社会秩序。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流行的悲剧与特朗普政权的专制都扩大了认知政变的影响，在1月6日前便揭示了反社会媒体的杀戮潜力。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认知政变的存在，也认识到它对民主社会的威胁，但这会不会最终迫使我们考虑这近二十年来都忽隐忽现的麻烦的真相？我们可以是民主制，或者我们可以是监控型社会，但我们不能两者都是。民主的监控型社会在政治上不可能存在。没错：这是我们为了信息文明灵魂的斗争。
欢迎来到第三个十年。
监控的例外
9月11日的公共悲剧将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从关于联邦隐私立法的辩论戏剧性地转移到全面了解信息的狂热。这使得硅谷的创新监控实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所指出的那样，情报界将不得不“依靠私营企业为其收集和生成信息”，以期超越宪法、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这些法律法规的争议在当下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