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首席技术官概述了自身机构的使命：“收集所有信息，永远坚持下去”，并且承认包括谷歌，脸书，YouTube，Twitter，Fitbit和电信公司在内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监控型资本主义的变革根源就在这种不成文的监控例外主义政治学说中，绕开了民主监督，从本质上授予了新兴互联网公司盗取人类经验、将其作为私有数据的权力。

没有任何民主授权的年轻企业家收获了无穷的信息和不可估量的权力。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对世界信息的生产、组织和呈现有绝对控制权。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对什么将成为全球交流和新闻消费的主要手段有绝对控制权。他对其网络中隐藏的所有信息也有绝对支配权。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数量在上升，与此同时全球用户激增，并对此一无所知。

拥有窃取人们信息的许可证，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使高管们受制于民选官员和监管机构的不断造访，也使他们受制于保持用户们无知的需要，或至少是使用户们在了解相关规定后的自愿弃权。毕竟，监控例外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要捍卫这种学说，需要未来在政治上进行操作、安抚、参与和投资。

谷歌引领世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游说机器之一。2018年，参议院有近一半的资金来自脸书、谷歌和亚马逊。这几家公司持续创造支出上的纪录。

最重要的是，监视例外主义意味着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选择了监视而非民主作为社会秩序的指导原则。作为代价，民主政府获取人民信任的能力被削弱了，这恰恰增强了政府进行监视的理由。

认知混乱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想了解认知混乱的经济学，需要知道，监控型资本主义对于事实真相实际上没有兴趣。尽管并非所有数据都是真实的，但所有数据都被一视同仁。监控型资本主义的信息提取操作就像独眼巨人一样，一气吞下了所有它获得的信息，但从根本上对这些信息的意义或者事实真相毫不关心。

在泄露的备忘录中，脸书高管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描述了这种蓄意无视真理和意义的做法：“我们在人们之间制造联系。如果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积极的，那么这就很好。也许有些人会通过这些联系找到真爱。……如果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消极的，那么这就很不好。……也许有人会死于恐怖袭击。……可怕的现实是……让我们能够去更频繁地联络更多人的任何事物，‘事实上’就是良好的。”

换句话说，要求一个监控提取器拒绝内容，就像因为煤炭容器太脏而要求煤矿作业丢弃它。这就是为什么内容节制是最后一招。它是一项公关行动，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那些关于社会责任的信件一个意思。在脸书的案例中，进行数据鉴别分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退出的风险，或者避免政治制裁。两者的目标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数据流动。提取信息的迫切需求加上对内容彻底的冷漠，产生了不断扩大用户参与规模的系统，但系统本身并不关心是什么吸引了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