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我发现改革开放在物质层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庞大的地铁系统、全新的四川大学校园、耸立着高楼的商业区。在课堂上，两个时代的对比冲击着我的内心。我给学生们展示了1996年我在四川教书时拍的照片，他们看了以后都笑了起来：身高175厘米的我站在学生们中间却已经是最高的了。如今，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看起来我已经比教室里许多男生都要矮了。去年，《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自1985年以来，在全球200多个国家里，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排在第一位，中国女孩的身高增幅排在第三位。与1985年相比，如今中国19岁男性平均长高了近9厘米。
我所教授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中产家庭，其中许多人都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教学安排，他们要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进行最后一年或两年的本科学习。中国每年有40万人赴美留学，而我的那些学生是这40万人的一部分。不过在四川大学，即便那些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
就在我上课的教学楼旁边，一座安装了玻璃幕墙的四层建筑刚刚落成，建筑表面有一行金色的汉字——马克思主义学院。看到这座建筑，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们：他们比20多年前我所教授的那些学生更加高大、更加健壮、穿着也更加讲究。在这座建筑的地下，中国人设计了一座很大的停车场，因为如今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购买了汽车。
与记忆中的20多年前相比，如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管控能力更加强大了，美中两国的关系也更加恶化了。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华盛顿的各派力量就已经在一个问题上凝聚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在美中双边关系中获得了过多的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曾频繁提到“脱钩”一词，也就是美国应该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与中国脱离接触。2018年春，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很快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由于新疆和香港问题，两国之间的交流项目也受到了影响。在我到四川大学任教的第一年，特朗普政府突然中止了在中国实施的和平队项目，此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进行中的富布赖特项目也都被叫停。
在成都，大多数人对两国关系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一如往常。李德伟告诉我，他对美国政治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个人观点。在自己的鞋子被加征关税之后，他只是在亚马逊网站上把价格提高了15%。“客户会为那些多出来的关税买单的”，他对我说。
我所在的院系里面所有的老师都在一个写作中心帮忙，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向老师预约辅导时间。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打算向一家美国公司购买一款排课软件。但计划最后搁浅了，一位行政领导对我们说原因与中美贸易战有关。院里最后找到了一家名为Fresha的英国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为美容院、按摩院和水疗中心提供软件的公司。每当我收到上课通知时，系统都会把学生称为“客户”，此外我还偶尔会收到一些关于美甲和夫妻按摩套餐的促销邮件。今年4月，我收到了系统发送的一封紧急邮件，里面说：“新冠疫情已经促使众多美容院和水疗中心放弃了他们那些价格高昂的时间管理解决方案，转而购买了Fresha公司的软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