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由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意为一边干一边学，即在工作或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对经验的积累总结，乃至创新，达到更高的效率。】
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
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超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牛顿在此毕业并执教）的19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 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