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尽管一开始是无意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没有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历史上的3次工业化尝试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
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较高水平，还拥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10～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
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且人均资源贫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从他国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储蓄。因此要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中国就需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更大的全球市场以及触角更远的全球供应和运输体系。
西方经济学界（包括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国内学术界）一个普遍的错觉就是中国过去40年的超高速增长纯粹是靠高投资（资本积累）拉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是不可持续的。这个看法十分偏颇和具有误导性。所谓技术其实是嵌入有形资产中的（机器、工具、基础设施等），不可能单独、孤立于生产工具之外而存在。因此，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而高投资又需要高储蓄来融资和维持。所以，中国才能在过去40年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这完全要归功于它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又得归功于它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遵循的循序渐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政策。
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都长期依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其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不对等贸易来为其工业革命开辟市场和进行融资。由于缺乏这些外部条件，中国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高储蓄（显著地高于之前的工业化国家）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确实能维持这种高储蓄来实现其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