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同时，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包括生产手段本身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福利社会）也才可能实现。
上述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同样也为目前如何看待欧洲和世界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
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因而，当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主导轻工业消费品的世界贸易格局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轻工产业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这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欧元区国家轻工产业的崩溃引起了持续性的失业和GDP减速，暴露并加剧了政府赤字和国际债务，也降低了这些国家债务偿付和债务融资的能力。因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几乎是注定会爆发的，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爆因素而已。
但是，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却没有遭受这种债务危机的毁灭性打击。这是由于德国在“二战”后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反而可以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机械和高附加值耐用品而受惠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对重工业品的巨大需求。资源丰裕型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非洲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样受惠于中国的崛起。
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既不是紧缩政策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药方，而是寻求偿还其欠下的工业化“欠账”，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重工业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医疗和绿色能源）获得国际竞争力。而这就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