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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
一些制度学派和评论家往往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束缚了自由和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于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
中国在追赶时期的确是充分借鉴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因此，制度学派的观点是误导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经济史所支持（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美国的历史路径。
美国是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立国的。在19世纪中叶引爆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已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很长时间。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注意到在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阶段类似）。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