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协调问题，政府负担着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内部化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外部性。对于能源、动力、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攸关发展和安全的行业这一点尤其成立。
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义（出口制造业导向）发展战略，佛兰德斯和爱尔兰这些地区未能在18世纪下半叶持续地创造全球（纺织品）市场、供应链和商品分销体系。这是它们未能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和英格兰一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它们也拥有繁荣和极其富于竞争力的原始纺织工业，一点也不亚于英国的纺织业。
正如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他关于世界各国棉纺产业兴衰史的新著里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的确，培育国内纺织业的国家能力被证明是区分那些当年成功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失败国家的唯一要素，以至于今天的现代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与当年实现棉纺工业化的地区完美相关。”
难怪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由国家建立的大规模重工业和科研机构，在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些重工业和昂贵的科研机构曾经非常“无效率”（亏损），成了中国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负担。但在90年代，当中国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采取了利润—成本驱动模式（择优竞争奖励机制）来管理这些重工业（科研机构）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观。
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如化学、原材料、能源、钢铁、交通、通信和各种机械设备）需求最大的市场。这一市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国土面积突然增大了，或资本利率突然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成功建立了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