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资金）就能实现工业化。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其最初阶段和任何中间阶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过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加速和缩短这些进程。因为企图跳过这些初始和中间阶段，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直接进入重工业领域，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不堪重负的财政和国际金融负担，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大面积失业，经常性的恶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工业化扭曲、“发育障碍”或“发育不全”问题。
换句话说，基础发育阶段的缺失意味着没有一个足够广大的市场使得属于更高阶段的产业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同时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来为技术采用和产业升级融资，从而必须不断依赖政府补贴或国外贷款。这使得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的国家总是债务累累，债务危机不断，就是因为没有按顺序搞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
机器（有形资本）的发现和有效再生产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核心。但对于机器（生产工具）的规模化生产的程度以及有形资本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就像劳动分工一样，极大地依赖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依赖于国家能力和政府对市场创造的远见和意志，以及克服市场创造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的融资能力（例如对全国甚至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所需的融资能力）。
历史上的市场创造者是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银行家）。但这种依赖商人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特别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市场，即使在强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数个世纪来完成。中国则通过强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实施“可控的市场发酵”（engineered marketfermentation）将这一缓慢的过程缩短到仅仅十年（或最多四十年），类似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在战后所做到的那样。
如何维持足够高的国民储蓄率来不断为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对于可持续的增长和不断发酵（发育）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从重工业开始的由上至下的工业化则缺乏这样一条融资渠道，因而非常依赖外部援助或者对初级部门（如农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行业）的征税。即使这样，这种供给侧推动战略也很难创造足够深厚的市场条件使得大规模制造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重工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必定依赖于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对它们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