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给出答案。
使工业革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民主制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以及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并不是自由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下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李嘉图”贸易，而是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下的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李斯特”贸易；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一开始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
与藏富于民、靠商致富、劳动分工、原始积累、全球贸易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一致，历史上的英国政府通过逐步的海内外市场创造和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的长期的国家建设与财富积累。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
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
类似地，使中国强大且势不可当的一个事实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