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大家也要关注一些结构性的现象。世界秩序变化过程中，一方面，有新兴力量跟传统工业国家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也还受到许多结构特征的影响。
很以往很不一样的是，当今世界是受到多重网络和链接的制约，网络、经济、金融、信息非常复杂，使得过渡期曲折多变。这种权力结构，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
那么，新结构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得多极化结构受到制约，世界本身成了一个大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到2019年底，中美、中欧、欧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都分别是6000亿美元上下的巨大规模，所以，特朗普想和中国脱钩谈何容易。
第二，新世纪以来，还有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比如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等，从地区层面来看，有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组合。这些三边关系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一方面互相均衡，另一方面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的5G合作意向，受到美国极大干扰跟施压；未来的英国、欧盟会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避免选边，这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态势。4月24号，由欧盟发起的关于联合抗疫的国际会议，没有邀请中国跟美国，表达出欧盟的自主意向；有人说这是抗疫态势之下，欧洲想走第三条道路。
但话说回来，欧盟看到美国极端政治力量越来越离谱时，也在调整；一年以前，欧盟把中国定位为全面的体制竞争者，措辞强硬，但现在特别是默克尔总理积极调整，使得一年之前的强硬态度，逐渐转向更为寻求对话合作的态度。
这就是当前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这也是除了中美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逐渐表达出来的态势，一方面中立不选边，另一方面美国做的太过分，就会向中国靠拢。所以中美博弈势必受到网络链接、或第三者的极大影响。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无法简单地单打独斗。
福山，“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大西洋月刊》3月30日
世界秩序过渡期的第三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争议十分活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90年代晚期出现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争议，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的威权与民主，世纪之交则有民主和平理论在西方本身的争议，伊拉克战争前后还有关于新帝国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大辩论，最近几年又有民粹主义的讨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