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外交战略，它本应当在国内与国外结构之间起衔接作用。外交战略的变化体现的是趋势性的变化，一方面从全球走向区域，另一方面从共处走向抗争。上世纪90年代，美国借助全球化推行华盛顿共识，同时，美国推行北约东扩，不可一世。但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出现变化，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转折点，美国跟中国、俄罗斯、欧洲都出现争议；几乎同时，各个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情况：欧盟从一体化提升为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中俄合作也以上合组织的成立宣告重大突破，所以，地区事务逐渐抬升。当然，也进入地区冲突的高发期。在总体和平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地区冲突，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危机、乌克兰冲突、叙利亚战争，还有接连不断的颜色革命，南海之争、台海危机等等。
我们看到的所谓全球范式转型，首先，是内部结构，从学习西方转向新兴国家追求自主性，外交战略从合作主导走向合作竞争并存，而后世界秩序从G7到G20的变化，这是一个范式性的转型，从规则、行为方式到基本结构都有了根本性变化。
令人不安的是，范式变化当前正在失控。这与下面一个问题有关，即转型期的第二个特点，力量对比出现重大转折。这个方面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
20世纪早年，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也曾提出西方的衰落。但当时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但是，这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太一样。沃勒斯坦曾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忙着去提取冷战终结的历史意义，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的霸权走向终结。因为美国有一个特点是，始终需要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保全自身意识形态。所以，冷战终结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虽然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隐而不露，有时还回光返照，但实质性挑战是深刻存在的。
从实证角度来看，多少年来支撑西方发展进步的一些积极因素、关键因素开始逆转，出现自我瓦解的征兆。第一，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选举，如今选出的是一批自挖墙角的民粹人物当道。第二，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福山曾说，两党体制是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出现的产物，而今信息时代自然会逐步解体。我曾当面请教他这个问题，他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而且今天看起来，欧洲各国的一些两党体制，确实变得面目全非。2012年我到美国访问，当时是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竞争非常激烈。当时大家讨论，究竟美国的两党制还是否有意义？书店橱窗中摆满这类标题的书。
第三，言论自由是西方民主制的骄傲，但现在充斥着虚假信息、谎言。执政者居然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第四，西方体制的开放性，仅仅因为一个难民问题，几乎引发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后英国脱欧。去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公开承认西方的衰落；今年2月，慕尼黑峰会的年度报告明白提出了“西方的缺失”，而且证实，首要问题来自西方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