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半秩序转型之下的一般逻辑，除了两强之外，几乎所有的第三方行为者可能支持公道，同情委屈、被压制的一方，但更多会倾向中立，而且基本不会出现像当年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结盟。此外，西方的结盟关系会有所松弛，但不可小视，它们仍有拉帮结派的机会与动员能力，结构性因素还会长期存在。

第三种，更为糟糕的局面是，如果两强对抗失控，势必会引发全世界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导致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这是最可怕的。

相比之下，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多元、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比如，美国一方面对5G问题还在激烈内部争论，另一方面再三跟中国官方沟通，希望中美贸易谈判成果还能得以维持。

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为世界做更大贡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我们需要把中国的事情讲得更加清楚明白，堂堂正正地表达中国人民既要自己发展，也要与世界和平共处。

因此，未来是共处而不是互掐，是缠斗而不是决斗，是互鉴而不是独尊，这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显然传统工业国家在科技创新、战略实力、舆论传播、结盟关系等方面都有领先优势，不会一夜间消失。因此，新兴国家的合作竞争潜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转化成现实力量。

我觉得，依靠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强劲传统，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惯性，保持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进取态度，尤其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脚踏实地，着眼于国家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改革。同时，要扎扎实实经营“一带一路”周边关系，加强互联互通。

更具体一点，我们应该让科学务实的精神，在决策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能够让专业领域的人才和智慧能更多得施展才华，能够让各级管理部门克服官僚主义、部门阻隔，不是观望等待领导，而是发挥更主动负责创新的精神，让富有勇气的新生代不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准备决斗，而是以更为坚韧不拔的态度面对挑战，同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空间，给予更多理解尊重，也要提供更多让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如果能做到这些，中国人立足于长期奋斗、致力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本次演讲的相关内容已缩编成学术论文发表，见《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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