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争论，都不是纸上谈兵。近期新冠疫情正在出现政治化趋势，而政治化的背后就是思想理论争议的支撑。所以，对思想理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绕不开的，尤其是民主与专制的争论。我们能用“民主和专制”来划分当今世界吗？经典的西方民主制度跟非西方国家探索实践中的民主，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我们非常频繁地看到欧美的舆论，习惯于将国际社会分成截然对立的民主跟专制，不分青红皂白，一捧一踩。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民主追求，同样有着深厚潜能，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曾说过，中国古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传统中的一个独特表达。

最近，还值得关注的是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他在一个采访中被问道：你曾在柏林墙倒塌后预言自由民主国家会取得胜利，能否解释一下为何它们现在面对病毒时，显得如此不堪？ 福山的回答是，我并不认为政权类型跟抗疫成效之间有什么关联性，也就是说民主或威权跟抗疫成效，没什么必然联系。

其实，福山只是继承了他的老师亨廷顿的看法，亨廷顿甚至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比较倾向于超越意识形态，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当记者追问福山：尽管对中国抗疫举措有各种疑虑，但是否给民主国家再次提供了一个真正取代性的模式？ 福山的回答中，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但是十分明确地肯定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他的原话是：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可见，福山的思想在发生转变。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因为这跟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相关。这种理论强调唯有西方民主国家才会带来和平，并引经据典称这个说法来自康德。康德的确曾写过“永恒的和平”一文，但实际上大家看了原著就知道，康德最担心的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中过度民主的暴政，他倾向于行政与立法不相分离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础。

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各国议会通过民主投票表决，才下定决心投入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正是美英两个民主国家藐视联合国安理会，谎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起战争。这件事情至今还没说清楚，由谁来负责任。200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代表团访问上海，我曾就该问题当面请教知名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专家罗伯特·基欧汉。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说，民主和平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

总之，“半秩序”之下的国际规范的缺失、组织的涣散，在突如其来的灾病面前一度穷于应对。但一旦人们对这场灾变有了一定认识，也能借助过渡期的新旧交替，动态易变，并且面临多重选择的这种机会，化险为夷，化敌为友，转危为机。